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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張頤武
　　在幽黯的電影院中看張藝謀的新片《歸來》，身旁坐著一些影院中不常見的老年觀眾，令我仿佛回到了1979年、1980年，那是《歸來》這樣的“傷痕”故事在文學和電影中最引人註目的年代。但在30年後的今天，這樣的電影套用張愛玲的話形容，料子是好的，但在箱底壓得久了，有點陳舊了。
　　這是張藝謀在奧運開幕式後經過多次嘗試和一個較長的停頓之後，回到他電影起點處的“歸來”之作，也是他回到我們這一代人走向改革開放起點的作品。當年，這樣的傷痕作品是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。但今天，它似乎變成了張藝謀對自己過往經驗的回溯。這些經驗對於張藝謀或嚴歌苓來說都非常熟悉，但對於今天以80後和90後為主力軍的中國電影觀眾來說，是一些相當遙遠的故事。
　　這仍然是一個以張藝謀慣用的美學手法來拍攝的作品。失憶的母親，歸來的父親和盲目而又天真的女兒，都在承受著記憶和歷史的痛苦，在痛苦的故事已經成為過去的時候，他們卻依然難以從傷痛中走出。這是20世紀中國人無盡的苦難中平凡的一章。那時候，大歷史如此強硬地橫亘在每個人面前，以一種殘酷的方式讓他們付出了難以承受的代價。這是以傷痕難以平復，一切美好都難以追尋為代價的。張藝謀希望帶我們重回20世紀的苦難中國，他試圖在這個新世紀里重述那個關於傷痕的老故事，讓我們能夠有機會和中國人在20世紀所承擔的苦難相遇，在這裡憑吊歷史，讓隱藏在心中的傷痛得到一個超越的機會。
　　這個故事的有趣之處在於，它更多地來自女兒丹丹的視角。這個女兒見證、爭取、承受，她與張藝謀等人是同一代人，他們的青春錯失了許多，又在一個新時代里找到了新的可能性。這個新時代給了丹丹和張藝謀這樣的人新的機會，讓他們在新的歷史中扮演新的角色，於是才會有《紅高粱》和《英雄》。故事的最後母親沒有康復，她和真實的陸焉識到車站的大門前等待一個符號的陸焉識。當那扇大門關上的時候，我突然想到了2013年的電影《中國合伙人》，在那裡，一扇大門打開了，這是為成東青和他的兩個同伴開啟的大學之門，一個天翻地覆的中國故事就此起筆。陸焉識夫婦停在那個關閉的大門前，但新的大門從此為中國人開啟。
　　今天的張藝謀終於有機會回去看看那扇關閉的大門，去釐清他的記憶和過去。他已經歷經滄桑，和黑澤明或安東尼奧尼一樣，在老年時用自己的記憶去講述。但他所面對的卻是由《中國合伙人》和《小時代》撐起的中國電影新格局。這其實也是歷史的變遷帶來的，我們終於有了更為平常的人生，更為世俗也更為具體的生活。
　　張藝謀老了，他可以面對自己，時代卻正在向前。▲(作者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)
（編輯：SN090）